《谷梁传》隐公七年云：诸侯之尊，弟兄不得以属通。

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，而实以之温清，致其知如何奉养之宜者之知，而实以之奉养，然后谓之致知。参见A.S.Cua,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:a study in Wang Yang-ming's moral psychology,pp.9-14.但从本文的观点看，阳明知痛、知寒的类比乃是要强调道德的知是自知(self-knowing or knowledge)，不假外求，柯的批评不当。

明乎此，则知阳明晚年的四句教(96)正是此合字工夫义的综括表达。此即吾人的良知固可当机应物而萌发，它亦自知自己萌发，它(知与意俱起)亦自是知行本一。如知戒慎就要戒慎，如知恐惧就要恐惧，知行不相离之谓也。阳明的回应会是，这是囿于常途俗见的看法，若能恰当理解知，则应明白知即是行，知行本是一事，而知行不合一乃是对知与行的错误设想。(参见牟宗三：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4年再版，第252页)阳明之所以反对说致良知而求之见闻，是想强调在良知的发用与实现中固有见闻之知参与，但此无非是一个不被私意隔断的道德的知与意欲贯彻始终的结果。

例如，伊川说： 知至则当至之，知终则当终之，须以知为本。若头脑见得不分明，原看做两个了，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，亦恐终未有凑泊处，况又分作两截去做，则是从头到尾更没讨下落处也。中华文化则由古老的价值形态向新的价值形态实现着转换。

前者视《易》为纯然的算卦之书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牵强比附的误区。其次还应看到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。在这百年的岁月里，中国社会由闭锁走向开放，由前现代迈向现代。但周易热的热点主要表现为算卦热和科学易热。

80年代中叶至今，易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。这时，学者们也开始以明确的哲学视野研究《周易》及易学，取得了一定成绩。

60年代中叶至1977年的徘徊期。纵观百年来的易学研究，大致可分为转型、短暂辉煌、恢复以及空前繁荣几个时期。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，《周易》经传被视为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等诸位圣人前后作述所成的最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宝典，学者们大致沿着以述为作的诠释学理路，研究、诠释和阐发《周易》经传，视自己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《周易》所作的新理解、新诠释和新阐发为经典中圣人所本有之意。加强易学与中华文化各层面、各领域的深层研究。

当然，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。在这一时期，考古学领域又有新的奉献。80年代中叶，传统文化热、周易热兴起。值此新旧交替的重大历史时段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易学，也开始在本土化腐朽为神奇，并加速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文化因子进行交融，从而渐次获得了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崭新学术形态。

进入专题： 易学 。阜阳汉简《周易》释文公布，与《归藏》相关的佚籍重光于世，郭店楚墓竹简整理出版，上海博物馆收藏到新的楚墓竹简等，都为易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、可贵的资料。

至于20世纪海外的易学研究也是值得一提的。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，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

因为道不远人，道不离器，道即矩，矩即道，这个时候孔子从心所欲（内）合于大道，发之于外就是规矩、礼法（外），这样合内外之道，内圣外王打成一片，圆满地完成了圣人人格。回到源头，才知道忠恕的本质、忠恕的对象，才晓得如何行出忠与恕。其实，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，天下无道的时代，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，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，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、人文之道。尽管前面他引用了历代儒者对孔子忠恕之道的重要注释，但在具体的解释中他则这样说：所谓忠，首先是对天的忠，对神的忠，也就是‘尽心，尽性，尽意，爱主你的神的意思。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，文化亡了就全完了，这已经成为常识。体现在人格建树上，儒家和道家都追求理想的圣人人格，儒家的圣人是以古代圣王为理想模式的伦理道德楷模，而老子则是以大道自然为基调的顺应自然，崇尚无为的圣人。

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、自爱、爱亲人、泛爱众、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,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、由近及远层层扩展。只是孔子尚不清楚道究竟是什么，而保罗亲眼看见过这道，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载孔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，《论语·雍也》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，表明他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，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。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很容易被人误解，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，通天地人，而老子则是天道为本，上道下贯，涵天地人。

但是，对他所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案，我不敢苟同。我们知道，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，是实现仁德的方法，人本身才是目的。

在《中西元典对读》第六十九课里仁为美与神就是爱中试图博士对《论语·学而》孔子说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和有子说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这样解释：孔子还没有认识到：爱的源头是神，神就是爱。但除此之外，《论语》还有自然之天，如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(《阳货》)。这个意义是天可以说相当于独一神上帝。基督教爱的源头是上帝，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归，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偶像崇拜，而不象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现实的、入世的、生活化的基础上。

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，伟大之处。石博士继续解读孔子的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说：相当于保罗所说的‘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

虽然字面上并没有出现神，但在意思中暗含着。）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基督教 。

在《中西元典对读》第八十三课参乎。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中，应该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，也应该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，中国要来一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。

认为孔子所说的天，相当于今天基督徒所说的独一神，而他提到的神，则指诸神，就是各种偶像。这是由于他们对天（神）的本性还不太了解。[韩星：《孔学述论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页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宗教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，但由于儒家的缘故都不会迷狂，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、人生的现实问题，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为主、以宗教为辅的特色，使得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偏见，没有宗教狂热，没有宗教战争，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，激进的锋芒被钝化，暴戾之气被过滤，进而相互尊重，彼此共存，神州大地成为各种宗教的大熔炉，历史上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历程就就是典型例子。

这显然是受无神论与有神论二元对立，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，不符合孔子的本意。]所以，儒家没有必要再等500年后到伯利恒城等待耶稣基督传道。

[韩星：《孔学述论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页。还有道德之天，如子曰：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(《泰伯》)、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 (《宪问》)。

孔子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，守成者，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，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。孔子并不反对祭祀，相反却倡言祭祀。